星辰文艺 | 文军：重温司马光的耀眼智慧

　　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，总有一些人与书，以沉静的力量穿越千年，把治乱兴衰的密码、治国理政的智慧，凝练成可触可感的文字，供后人照见来路、指引前路。司马光与他穷十九年心血铸就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便是这样一座不朽的精神灯塔。它不是故纸堆里的冰冷纪年，不是帝王将相的功过谱牒，而是一部以大历史观观照现实、以儒家道义锚定治理的活的教科书。当我们拨开北宋朝堂的风云，读懂祖宗之法与变法之争的内核，看清《资治通鉴》成书的必然与赤诚，便能触摸到这部巨著跨越千年的当代价值——它以史为鉴，道尽治理之本、民生之重、用人之要、守正之理，在今天依然是治国理政、修身立业的精神圭臬。

　　一、从祖宗之法与变法风云中看北宋朝堂的治理抉择

　　要读懂司马光，必先读懂他所处的北宋;要读懂《资治通鉴》，必先看清北宋中期的朝堂困局。北宋立国，始于五代十国的乱世终结，宋太祖赵匡胤以“陈桥兵变”登上帝位，深知武人专权、藩镇割据的祸乱，遂以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为核心，确立了贯穿两宋的“祖宗之法”。这不是僵化的教条，而是一套以“防弊”为核心的治理体系：重文抑武，消解武将兵权，以文臣统御军政；分化事权，将相权一分为三，行政、军事、财政相互制衡；中央集权，将地方财权、军权收归朝廷，严防地方割据。这套制度终结了百年战乱，让北宋迎来百年承平，文化、经济臻于鼎盛，却也埋下了“积贫积弱”的隐患。当下，正在热播的历史剧《太平年》较为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背后密码。

　　历经百年运转，祖宗之法的弊端日渐凸显，演化成“三冗两积”的顽疾：冗官，科举与恩荫制让官僚队伍膨胀十倍，机构重叠、人浮于事，官俸消耗国库大半；冗兵，为维稳推行“荒年募兵”，军队数量破百万，却兵将分离、战斗力低下，军费占财政支出七成；冗费，官俸、军饷、对外岁币层层叠加，仁宗末年国库亏空超千万贯，“百年之积，惟存空簿”。积贫，是财政入不敷出，国家根基动摇；积弱，是军事屡战屡败，面对辽与西夏屡遭屈辱。内外交困之下，改革已成必然，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后，宋神宗即位，年轻帝王励精图治，启用王安石，一场席卷天下的变法就此拉开帷幕。

　　王安石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魄力，推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市易法等一系列新政，目标直指富国强兵、破解积弊。他主张以国家力量干预经济，集中权力、提升效率，试图以激进变革重塑大宋格局。这本是救亡图存的探索，却在执行中偏离初衷：青苗法沦为官府盘剥百姓的工具，募役法加重底层负担，变法派为推行新政排斥异己、独断专行，打破了北宋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制衡格局。

　　司马光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派，他与王安石本是挚友，皆心怀天下，却在治理之道上分道扬镳。司马光坚守的，不是祖宗之法的条条框框，而是其制衡、稳慎、恤民的核心精神。他认为，治理国家如烹小鲜，不可躁动扰民；改革需循序渐进，不可急功近利；权力需相互约束，不可独断专行。王安石追求的是“效率”，司马光守护的是“公平”；王安石着眼于“富国”，司马光立足于“安民”；王安石主张破而后立，司马光坚守稳中求进。这场争论，不是新旧之争，而是治理哲学之争：是激进突进还是稳慎笃行，是集权高效还是分权制衡，是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安。

　　朝堂之争的背后，是司马光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。他眼见变法激化社会矛盾，破坏政治秩序，却无力扭转朝堂风向，遂自请外放洛阳，退居闲职。政治上的失意，并未磨灭他的初心，反而让他跳出朝堂纷争，以更宏阔的历史视野，探寻治国理政的永恒之道。他深知，一时的政见之争终会落幕，而千年的历史规律永不褪色。于是，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巨著，在洛阳的书局里悄然酝酿。

　　二、《资治通鉴》蕴含的历史智慧与家国情怀

　　《资治通鉴》的诞生，不是偶然的文人著述，而是时代之需、学术之求、个人之志三者交融的必然结果，是司马光以生命铸就的治理宝典。

　　从时代需求看，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，让朝野上下都在探寻救亡之法。庆历新政、王安石变法的轮番尝试，印证了单纯的制度变革难以根治顽疾，唯有从千年历史中总结治乱兴衰的规律，才能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。中唐至五代十国王朝更迭频繁、生灵涂炭的教训，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困境，都在呼唤一部能指引治理方向的史书。司马光目睹现实乱象，深知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，唯有梳理千年历史脉络，提炼善恶得失的经验，才能为当世与后世提供治理参照。

　　从学术发展看，当时史书浩如烟海，从《史记》到《五代史》，十七部正史卷帙浩繁，常人难以遍览，更难把握历史脉络。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，叙事分散，难以清晰呈现王朝兴衰的因果逻辑。司马光立志编纂一部简明贯通、以治理为核心的编年体通史，删繁就简、去芜存菁，专取“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”的史实，让治国者能快速读懂历史、汲取智慧。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，更是对学术使命的担当。

　　从个人志向看，司马光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身为政治家，他深谙治理之要；身为史学家，他痴迷历史之理。英宗在位时，他已进呈《历年图》《通志》，获朝廷支持设立书局，调配皇家藏书，遴选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等史学大家相助。神宗即位后，虽支持变法，却对司马光修史鼎力相助，赐书、拨款、亲撰序文，称此书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遂定名《资治通鉴》。

　　熙宁四年，司马光退居洛阳，此后十五年，不问政事，潜心修史。十九年里，他“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”，遍览史料、考订真伪、删削定稿，以极致的严谨对待每一段文字。《通鉴考异》三十卷，详细记录史料取舍缘由，开创史学考据先河；全书上起战国三家分晋，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，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，三百余万字字字珠玑。成书之时，司马光“骸骨癯瘁，目视昏花，齿牙无几”，将毕生心血尽数倾注其中。

　　这部书的成书，是司马光以著史践行政治理想的选择。他无法在朝堂上实现自己的治理主张，便以历史为镜，把稳慎、恤民、制衡、守正的治理理念，融入千年叙事之中。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，而是司马光的政治宣言、治理哲学、民生情怀，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。

　　三、鉴古知今就是对“读史明智”的最好注解

　　千年之后，当我们重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力量。它超越了朝代更迭、制度变迁，道出了治国理政的底层逻辑与永恒真理，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为国家治理、社会发展、干部修身提供着深刻启示。

　　第一，坚守民本初心，把民生作为治理的根本。《资治通鉴》通篇贯穿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理念，司马光反复强调，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民心，治理的终极目标在安民、富民、利民。书中记载，汉文帝轻徭薄赋、废除肉刑，成就文景之治；隋炀帝穷兵黩武、滥用民力，终致二世而亡；唐初休养生息、体恤百姓，迎来贞观盛世；晚唐苛捐杂税、盘剥民众，引发天下大乱。一正一反的史实，印证了亘古不变的道理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，民生是最牢的根基。

　　今天的治国理政，始终以人民为中心，树牢政绩观，这与《资治通鉴》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从医疗保障到养老服务，从基层治理到民生兜底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。《资治通鉴》警示我们，任何时候都不能与民争利，都要顺应民心、尊重民意、关注民情、致力民生，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，才能筑牢国家长治久安的民心基石。

　　第二，秉持稳慎之道，以系统思维推进改革发展。司马光在变法之争中坚守的稳慎理念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化为千年历史的深刻总结：改革不可激进冒进，治理不可急功近利，凡事需循序渐进、统筹兼顾。书中记载，商鞅变法虽强秦，却因严苛峻急埋下灭亡隐患；王莽改制盲目复古，脱离实际，终致天下大乱；历代盛世之治，无不是稳扎稳打、循序渐进，在继承中创新，在稳定中发展。

　　今天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，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，更需要《资治通鉴》所蕴含的系统思维与稳慎智慧。改革不是推倒重来，不是盲目突进，而是要把握好力度、节奏、重点，兼顾效率与公平、发展与稳定、当前与长远。既要勇于突破顽瘴痼疾，又要尊重客观规律；既要激发发展活力，又要守护社会公平；既要追求发展速度，又要保障民生温度，在稳中求进中实现高质量发展。这正是司马光留给后世的治理箴言：治大国若烹小鲜，稳慎方能行远。

　　第三，坚守用人正道，把德才兼备作为选人标准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提出千古名论：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”，将人分为圣人、君子、小人、愚人，主张治国之道，莫先于用人，用人之要，莫先于德才兼备。他深刻指出，用小人，才越高，祸越大；用君子，德为先，才为辅，国家方能长治久安。书中无数史实印证：汉武帝用贤能，开创大汉盛世；唐玄宗后期亲小人、远贤臣，终致安史之乱；历代王朝衰败，无不始于吏治腐败、用人不当。

　　今天的治国理政，关键在人，关键在干部队伍，要害再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。《资治通鉴》的选人用人智慧，为选人用人提供了宝贵遵循：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坚持五湖四海、任人唯贤，坚持事业为上、公道正派。既要选拔有能力、有担当、有作为的干部，更要看重品德、操守、初心；既要激励干部干事创业，又要加强监督管理，严防腐败滋生。打造一支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干部队伍，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，这正是《资治通鉴》用人之道的当代实践。

　　第四，尊崇制度规矩，以法治与制衡守护治理秩序。司马光坚守的祖宗之法，核心是制度制衡与规矩意识，这一理念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以三家分晋开篇，直言“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”，强调制度、规矩、秩序是治理的基石。历代治乱兴衰的规律表明：制度严明、权责清晰、权力制衡，则天下安定；制度废弛、权力失控、规矩崩坏，则天下大乱。

　　今天的治国理政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正是对制度规矩的坚守与升华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，坚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，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，让规矩成为行动准则。同时，兼顾效率与制衡，既提升治理效能，又防止权力滥用，实现治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治化，这与《资治通鉴》的制度智慧高度契合。

　　第五，涵养忧患意识，以长远眼光防范风险挑战。《资治通鉴》以大历史观观照治乱兴衰，始终强调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盛世之下，必有隐忧；承平之时，需防祸乱。书中记载，历代王朝往往在鼎盛之时放松警惕，奢靡成风、腐败滋生、矛盾积累，最终由盛转衰。司马光以史为戒，警示治国者要居安思危、防微杜渐，时刻保持忧患意识，正视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才能防患于未然。

　　今天的中国，正处于强国复兴的关键时期，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忧患智慧，提醒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增强风险意识，树立底线思维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。既要看到发展成就，又要正视问题不足；既要抓住发展机遇，又要应对风险考验，以长远眼光、战略思维谋划发展，确保国家行稳致远。

　　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，早已超越了人与书的界限，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。它诞生于北宋变法的风云之中，承载着司马光对治理之道的执着追求；它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提供着传统滋养。

　　它告诉我们，治理之道，不在权谋之术，而在民心之向；不在激进之变，而在稳慎之行；不在用人之巧，而在德才之正；不在权力之盛，而在制度之规。这是大历史观沉淀的真理，是儒家道义彰显的价值，是跨越千年依然适用的治理智慧。

　　约千年之后，当我们翻开《资治通鉴》，读到的不仅是千年往事，更是当下的使命与担当；汲取的不仅是历史经验，更是前行的力量与方向。司马光以史铸鉴，我们以鉴践行，坚守民本初心、秉持稳慎之道、坚守用人正道、尊崇制度规矩、涵养忧患意识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，走好新时代的治理之路，让千年智慧在当代绽放新的光芒，让国家长治久安、人民幸福安康的理想，在大道之行中化为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