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本期故事主人公：柳红)
柳红：我告诉你1978年高考是怎么回事儿
文/柳红
一
还是先从恢复高考说起。
1977年，我17岁，在北京第72中上高二。有些事情已经忘了，亏得有日记，重读，少年心事再现。4月25日日记写道：
“每想到不久就要毕业，就要离开学校，就要到农村去，心里总是那样不平，无限留恋这幸福的学生时代。对未来，真不敢想，到农村去将是什么样子，插队后又如何?一辈子怎么过?做什么?”
当时的学制没有高三，就到高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虽然结束了，让人有点盼头，但是似乎高中毕业只有下农村一条路。大学从工农兵中挑选学员，所谓工农兵学员有几年了，当然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份儿。很多人都在千方百计躲插队。当兵是最令人羡慕的去处，又精神又光荣。我们学校所在的胡同是内务部街，里面有个军队大院宿舍，姜文就是那院儿的。那里好多孩子都走后门当兵去了。也常听说，谁谁谁抢了个军帽就进部队了。只有羡慕嫉妒恨。不过，这年我也做过些挣扎式努力，比如考福州军区对台广播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各文工团等等，一个也没成。
头一年唐山地震， 我们家住北京东城区南小街51号文字改革委员会院内后面一座楼。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的先是孩子们，那是我们的集体宿舍。陆陆续续大人也回来了，就分成了一家一户。住在5楼，地震来时东倒西歪。全院共建地震棚，在里面长期住着。直到1977年，各家各户还轮流值地震班。我也常常参加值班。
1977年夏天，是我们最后一次学农，三夏。去的是顺义县白各庄。一进院，缸满院净；早上5点起床，割麦子；夜战打麦子，摊场；下雨抢场，龙口夺粮，刻钢版，出小报，在村里广播，白天有时还开批判会。回北京时光脚走在雨中说快板词：“脚踏泥泞路，不当老爷兵，胜利凯旋进北京。”一路吹口琴，唱歌。
1977年暑假之后，北京形势大变，中学里气氛很不一般，同学老师见面谈的都是上大学的消息。我也蠢蠢欲动，想上大学。当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心理影响很大，因为我妈妈从干校回北京后，所谓516问题还没有结论，每天在家一日三餐为我们做饭。
（当年柳红备考高考的课本。）
恢复高考的消息似乎比较确实了。各个学校纷纷开始行动，进行高考辅导。1977年9月10日，学校也开始让我们报名参加提高班考试，要从高二的4个班里选拔出一个提高班来，所用题目是1963年初中生统考高中的题。我的成绩算相对比较好的，实际上很差。也就是说，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高中毕业生的程度还不及1963年的初中毕业生。
提高班每晚6点半上课，一晚上一门，分别是数学、语文、物理、英语、化学。上外语提高班的人最少，才15个人，因为听说升学不考外语，不过，我还是参加了。都是些消息，并没有准信儿，究竟我们这些在校生能不能参加1977年高考不清楚。直到1977年10月下旬，还在说我们不属于报考之列。
72中很小，师资力量不强。同学们用谐音“气死二中”过过嘴瘾，其实它被隔了一堵墙的二中吞并了。这是后话。北京市中学都开设提高班了，瞄着高考而去。我们对自己学校的提高班补习非常不满意。直到11月，才正规起来，把夜校改成下午课，增加了补习时间，老师也重新配备了。不知道从哪里请了一位退休化学老师。由于年迈，第一堂课，他蹒跚上台，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开场：“我今天登上讲台心情很不平静，因为我下了讲台就不想再上讲台……”文革中，他被“红卫兵”伤透了心，本已决计再不给学生讲课。他用两节课把有机化学基本讲完，高度概括，系统，这是第一位让我见识知识渊博的中学老师。
“文革”期间中学文化课教学很差，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学政治，搞政治活动，文艺活动。我的文化基础实在很差。也想放弃1977年高考，好好补习，来年再考。但是后来还是决定试试，增加一次实战机会，见识一下什么是高考。
11月中旬日记《大学热达到极大值》，我有如此记录：
“提高班再不是权宜之计，业余补补课。而要成为专为高考生开设的班。也就是要在毕业前，重新打破班级界限，分班。我自然是进了提高班的。走之前，为原来所在的高二四班写了最后一期板报：临别寄语，恋恋不舍。”
为了迎接高考，刻苦学习蔚然成风。人民日报有一个角落叫《思想的火花》。我在日记本上常常抄录那些激励我的句子，比如：“时间象弹簧，对于用力拉它的人，可以延长一倍、两倍以至许多倍，使你在一段时间内，创造出更多的生命价值，对于不用力拉它的人，它就缩得较多，转瞬即逝。因此，那些浪费时间的人，实际上是在缩减自己的生命。”
到了11月17日，据说是非常明确的消息，此次高考没有在校生的份儿。但是，学校还是允许我们报名了。日记记载：“11月18日，下午报了名，不管学校批不批。11月19日，发了高考报名表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有一天能够参加大学考试，可它却是现实，就要到来的现实。我的目的是通过这次考试提高自己，为明年做准备。”
此时，距离高考也就20天了。从知道有高考这回事儿到参加高考，时间极其短促。天天熬夜，去一切可能更好的地方听课，比如，去北师大听过电学。
12月8日准考证发下来，考场在27中。
二
12月10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日子。我们学校大约8名同学参加高考。文科科目有：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史地；理科科目有：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。我考理科。那时的观念是理科不行的才考文科。老三届的多考文科，他们年纪大，有阅历，有思考，读书多，数理化丢得年头长。这年，我家有两个高考生。姐姐从农村插队回城，在北京地安门五金商店当售货员。白天上完班，夜里，我把当天提高班上课的内容给她讲一遍，给她做习题、试卷。不仅比我大5岁的姐姐和我同考，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在这一年参加高考，他考上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。
看得出，特别是我妈，对我们高考外松内紧式地在意，不给压力，紧着服务。考试那天中午回家吃饭时说缺三角尺，妈赶紧上街给买。谁想到，她此时的心情比普通妈妈的还要多一份儿。那是12月14日，考完后第三天。晚上，父母来我和姐的房间。是爸先开的口：“你妈的结论下来了。前几天怕影响你们考试没告诉你们”。我想起来了，几天前，吃饭时见妈妈落泪。我还劝呢：“晚点结论也好，还能好点”。“敌我矛盾，按人民内部处理，开除党籍。”爸说完，重重叹了口气。
1978年1月21日我算正式高中毕业了；2月27日，接到通知回校学习。
还不知道上一次高考成绩，就已经为下一次高考备战了，两次中间只有半年时间。拜访和求教于名师，找了二中的语文雷老师；80中的物理邵老师等等。每个星期六晚上，我们大大小小彼此不认识的好多人，都去邵老师家，挤在小屋里，听他讲物理课。他用拓蓝纸，复写数份作为板书，讲完课，我们抢着拿一份，那真是漂亮之极!邵老师课讲得好啊，独创一套解题思路，给我开了窍。后来高考物理成绩最好。
摘抄一份3月7日订的学习计划：
“早6点半听新闻，7点听一讲英语，7点半起床，8点上课，整个下午复习。晚上1点半睡觉。一个星期找3次老师，物理两次，数学一次。保证5小时睡眠。具体安排：近期先攻物理，其他随课堂进行。另外，英语复习要抓紧。弄完一二三册，四月，四五册，五月，六册。抽空看有关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社会发展史。天天读报。”
7月23日高考完毕，又开始高等数学、外语、练字、拉琴、看小说。8月16日公布高考成绩：372分，数学70；政治70.5，物理80.5，化学76，语文74.5。在72中，只有4位考取，女生只我1人，去上海机械学院自动化系自动化仪表专业。
（1978年，考上大学去上海机械学院报到前，柳红在北京火车站留影。）
我这样一个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1968年上小学，长到十七八岁时的情况，它不一定有代表性，却是一个真实的记录。
去上海上大学前，一位老师的临别嘱咐被我记下来了。她是我们的语文老师，叫纪莉莉。她说：“不要衰退学习的意志，不要早谈恋爱。在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，但不能盲从，要注意锻炼身体。多上图书馆，多请教老师。”回头看，老师话里有话。
8月31日，北京盛传要扩大招生名额，分数宽限到300分。这样一来，我家双喜临门。姐姐也被录取了。她在化工学院学化工机械。两个人满足了父母的希望：学工。
三
1978年10月初去上海机械学院报到。家人到北京火车站送行，火车一开，我就哭上了，哭了大半路。车上人劝我，“考上大学是多大的喜事啊，别哭啦”。1978年是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，有610万考生，录取了29.3万，考取比例是4.8%。到了年底又扩招11万。
入学不久就有一场报告会是在10月19日，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说起来，我的几个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和出大事儿的点儿上。当时自以为明白，其实懵懵懂懂，是绝对的后知后觉。
（人到中年的柳红，痛失爱子子尤。柳红以女人的坚韧，大写了自己。）
（学者柳红做爱心公益演讲。）
去外地上大学，获得一种独立感，也生出许多亲情友情，每个月要写几十封信，常常上课写信不好好听课。寄一封信几分钱的邮票，从第一个月购物清单中可见买了不少邮票：
雨衣 3.80元；
脸盘：3.67元；
镜子：0.65元；
本：0.4元；
暖瓶：1.80元；
信封：0.18元；
本：1.23元；
电影：0.50元；
信封邮票：0.90元；
本:2.20元；
夹子：2.55元；
尺子：3.80元；
油：0.45元；
饭票：13.00元；
书费：10.00元；
本：1.45元；
糖缸：1.00元；
信封邮票信纸：2.00元；
咸菜：0.50元；
点心：1.00元；
洗头膏：0.20元；
勺：0.28元。
（不幸没能击倒柳红，她一直是失独母亲的精神支撑。子尤，也因此一直而活着。）
（跑步是柳红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）
上了大学才确知自己一点儿都不喜欢自动化仪表这个专业。理工科学生很辛苦，77级78级学生尤其刻苦。今年回母校，电路老师说他教书50年，我们自仪78级是最好的学生。他说，这是绝对的，不会对77级某班说他们是最好的。说实在，听老师这么说我很惭愧。除了不喜欢，不够刻苦，也不善于自我管理时间，功课学得很吃力，成绩也不算好，有很大的挫折感。
那时，我在日记里，一遍遍问自己：“当个科学家?不!这不是我所能够的。当个优秀的女技术员，在工厂里尽我的力量勤恳工作?我迷茫了……”
留下记忆的都不是日常的规定动作，而是那些跳出来好玩儿的事儿。是这些照亮了我的大学时代。我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社会活动，把好多精力用在了文工团、广播台上，参加上海市高校汇演、演讲，还有打排球。邓丽君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太深了，听着录音带记歌词，学唱，流传过来的差不多都会唱。直到几天前，在台北金宝山去邓丽君墓，遇一位歌迷，是守墓者，每天来。他说，冬天了，树上的落叶落下来就立刻扫干净，免得让其他来此的歌迷看到不好。
参加上海市高校汇演，我们排了一个舞剧，讲4个女大学生一天的大学生活。文工团同学自己谱曲、配器、伴奏，歌队伴唱。如今，我还留着那个曲谱，哼唱起来，亲切得很啊!
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是，那时有一个叫潘晓的，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了一封《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》的书信，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。我们班上有一位学生，1957年生人，饱读诗书，对人文、科学很有见识。他思想特别激进，受到处分，被留级，如今客居海外。
“现在不少同学都说，当年学生都挺单纯啊，潘晓对自己影响不小。”
我的毕业设计是“计算机模式识别”，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题目。一边忙着编程序、上机；一边提心吊胆分配去向。1982年7月1日毕业答辩通过，成绩是优；7月21日公布分配方案。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到机械工业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。7月24日离开上海回北京。8月16日报到上班。这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，它同时是机械部的一个职能局：销售管理局。在改革之初，机械工业要走向市场，就开了这么一个窗口，亲自做起了生意。我在商情处，做市场预测。几乎是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，我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，它不是我的理想。
（信念无敌。内心强大，一直笑对生活的柳红。）
（柳红喜欢用子尤妈妈自称，在镜头面前总是保持优雅的微笑。图片均由作者提供）
在毕业30年聚会上，同学嗔怪我们三个分回北京，在部里工作的都离开了，或下海或自由职业，如果还在里面，他们可得方便。如今大学毕业生打破头地报考公务员，而我当年为了考研究生，离开机械工业部承受好多压力甚至折磨，人的向往和追求，反映出了一个时代风气。
改革开放40年了，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的最小单位，我们都在时代的流里，前行和完善自己。
【来源：星辰在线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