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天下

　　——记毛泽东的国文教师袁吉六

　　彭图湘

　　一九六五年春，北京，中南海。

　　毛泽东主席邀请文化教育界名流郭沫若、章士钊、王季范、周世钊等作客，用辣椒炒肉，豆豉辣椒蒸鱼等家乡菜招待客人。席间，回忆起昔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那位国文教员，赞不绝口。

　　章士钊感慨：“此老通古今文史。”

　　郭沫若：“斯人教天下英才。”

　　毛泽东听了笑道：“英才过誉，但‘教天下’则符合袁老身份。”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）

　　这位受毛主席尊称“袁老”的教员，系清同治七年(公元1868年)农历四月生于保靖县葫芦寨袁家坪老屋，一九一三—一九一九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的袁吉六先生。袁吉六先生榜名仲谦，派名士策，字吉六，隐含“原籍葫芦”之深意。

　　袁氏，汉族，祖籍湖南新化县，先祖袁文宗坤仲，精皮革手艺，清朝初年迁来保靖葫芦寨营生，为苗乡民众制作皮鼓、皮箱、皮钉鞋等。第二代后渐有积余，始置田产，建住宅。清朝末年，葫芦地方一度匪患祸民，民风不振，经济萧条，殃及袁氏家族，第四代后家道日渐衰落，至袁吉六这第七代，已家境苦寒，捉襟见肘。

　　袁吉六三岁失怙，父亲窜乡走寨卖豆腐，维持一家生计，然心志不泯，复学应试，光绪二十年终于考中秀才，乡人赞他是打豆腐出身的穷秀才。袁吉六自幼好学，得家父指教，通读诗书，矢志不懈。12岁又蒙苗族举人石明山留在家下课读，更加勤奋。石明山爱其好学、聪慧，又将袁吉六荐送古丈许光治先生家“寄住求学深造”。

　　清光绪八年，辰沅道台官来葫芦寨巡视屯仓，下榻刘家顺客栈，为了清静，竟令随从人将客栈猪栏的猪统统驱赶至郊外。袁吉六家在道台官宿舍隔壁，见此欺民之事，气愤难平，待道台官入睡，就将自家门窗打开，有意高声朗诵诗文，令道台官彻夜不能合眼。翌日天刚亮，道台官就命令随从去抓住袁吉六，气急败坏责问他为何通夜朗读，影响他人睡觉。袁吉六毫不畏惧，从容回答：“夜读诗文是我的习惯，读书声越大记忆越深刻。”又反诘：“老爷少时若没有刻苦读书，今日怎能作此大官?”道台官觉得这话有道理，但仍然想为难一下眼前这少年。说：“既然你如此发奋攻读，腹内必有才华。我想出一上联，你若对得上则罢，若对不上，我要打你的嘴巴!”袁吉六回答：“但愿应对。”道台官看看袁吉六，念出上联：“小学生兰衫扫地。”袁吉六瞄了道台官一眼，张口应答：“老大人红顶冲天!”道台官忍不住击掌赞道：“对的好!妙!莫道苗疆人愚昧，生平少见此奇才!”

　　清光绪十年，袁吉六脚穿水草鞋，肩背书笔包袱，爬山涉水，日行七十余里，首次赴保靖县城参加科举初试。他从容入场，临试不慌，经三场严试，成绩优秀，获得府试资格。同年，袁吉六又徒步三日，行一百八十余里崎岖山路，去永顺赶考。家无分文供他路费，袁吉六就自想办法，备办锅粑和苞谷粉当干粮，以防饥荒。进考场之前，袁吉六将几块锅粑塞进左手衣袖内，以防考试中饥饿。他那异样的左手衣袖引起了监考官的注意，怀疑他“夹带”(作弊)，责令其站起来检查。袁吉六问心无愧，坦然起身，衣袖几抖，袖中锅粑落在桌上。监考官发现这是穷苦学生，二话不说默默走开了。考试结束，袁吉六榜上有名，考中秀才。消息传到葫芦寨，人人欣喜，笑称袁吉六是“锅粑秀才”!

　　袁吉六并不自满，反而更加谦虚，勤奋苦读。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(公元1897年)29岁赴长沙省院参加考试，中丁酉科举人。中举后，回祖籍新化县白莲村省亲，娶戴氏常贞，婚后仍回葫芦寨。

　　葫芦寨场头原有咸丰末年修建的“美基桥”，方便葫芦河两岸交往。连年春洪冲击，时有损毁，虽多次维修，仍岌岌可危。场上绅士罗凤占等无视民意，却发起捐派钱粮，在葫芦河畔兴修关帝庙，杀猪宰羊，敬奉菩萨。袁吉六中举回来，目睹此情，怒斥召集修建庙宇之人：“拿老百姓的钱粮不修桥而修庙，信鬼信神，有什么好处?居心何在?”越说越气愤，带人掀翻了关帝庙菩萨，一火焚化。袁吉六当即倡议建桥，并带头捐款，乡民纷纷响应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美基桥。

　　袁吉六深感葫芦苗乡文化落后，乡民愚昧无知，不利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，遂矢志终身不入仕途，致力于苗乡教育事业，培育人才。他利用关帝庙办了一所私塾，传授知识。亲自任教，负笈求知者络绎不绝。他曾在葫芦寨、排若、古丈等苗乡土寨教育多年。当地交通闭塞，经济落后，有的学生连买书的钱也没有，袁吉六拿出自己著作手稿和名师佳作来教学生。袁吉六得钱不买田置地，而用于购书兴学。葫芦寨曾流传这样的佳话：“大富人家家财万贯，袁吉六藏书万卷。”

　　定居葫芦寨的袁氏家族人口繁多，族内出现宵小，上下不睦。袁吉六尽力规劝无效，又不敌家族咄咄威逼，时年44岁的袁吉六只好于民国元年(公元1912年)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葫芦寨，迁居祖籍新化县孟公乡白莲村。

　　一九一三年春，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立，袁吉六应陈润霖校长之聘，任该校国文教员，毛泽东也刚好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了该校。次年春，省署令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”，“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编入一级，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，后转入本科一部第八班。”袁吉六就是这第八班的国文教员。教员中，袁吉平是最通文字学的国文教员，年龄最大，又留着胡须，所以学校里师生都称他“袁大胡子”。他酷爱学生，要求又极高、极严，以其讲解精辟，学识渊博，深受学生爱戴和欢迎，他的立身处世、谆谆教诲令学生们终身难忘。

（袁吉六影视形象。图片来源《恰同学少年》）

　　袁吉六先生十分器重毛泽东，尤其赞赏他的文学才能，除在课堂上讲授古文，他还在课余时间找毛泽东到自己房间里耐心指教，要毛泽东多读、多写、多想、多问，“文章妙来无过熟”。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所写的半文半白的文章是“新闻记者的手笔”。袁吉六最重古文的教学，毛泽东在一师承他教授五年半时间(按学制毛泽东多读了半年)。袁吉六先生的书从不外借，但他乐意借给毛泽东，介绍毛泽东读好古典文学作品。毛泽东打心眼里欣赏袁先生的读书方法，并习以用之。学习过程中，毛泽东始终坚持“不动笔墨不看书”。除了在书上随意写眉批和密加圈点，还不忘写读书笔记，留下心得。

　　毛泽东爱好文学，一贯喜读古文，袁吉六先生的治学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励。有天他买来一部《韩昌黎全集》，发现错别字不少，便借袁吉六先生批注、圈点过的版本一一校正，袁吉六先生大加赞赏毛泽东的这种刻苦学习精神，夸他的文章大有“孔融笔意”，并不时将毛泽东的文章贴在学校事务室对面的走廊上，批给同学“传观”。

　　一九三六年，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交谈中，曾这样说起自己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国文教师：“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，学生给他取了‘袁大胡子’的绰号。他嘲笑我的作文，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，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，认为半通不通，我只得改变文风。我钻研韩愈的文章，学习了古文体，所以多亏袁大胡子，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。”

　　袁吉六先生不仅关心毛泽东的学习，而且关心和支持毛泽东的正义行动。一九一五年上半年，省议会新规定，秋季开学每个学生要缴纳学杂费10元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，穷学生无法承受，心惶惶。探知这个苛刻的规定竟然是一师校长张干为讨好上司建议的，就嚷嚷赶走张干。在九班同学发动下，全校罢课了，揭发张干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悌的传单四处可见。毛泽东则认为这样做还不够，没有击中要害，他说，我们要反对他当校长，把他拉下校长宝座来，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，对下专横跋扈，办学无方，贻误青年的事实。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个传单，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印刷，在学校广为散发。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，许以下学期张干不来了。张干为此大怒，要挂牌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“闹事”学生。袁吉六先生极为反对张干此举，并极有远见地在公众场合多次评价毛泽东：“挽天下于危亡者，必斯人也。”袁吉六、杨昌济、徐特立、王季范、文维真等教师再三坚持，张干才不得不撤销了开除毛泽东等人学籍的决定。袁吉六等教师的言行，深刻影响了从小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毛泽东、罗学瓒、周世钊、邹蕴真等学生。

　　袁吉六先生学识渊博，不入仕途，一九一六年夏，他以“年迈体弱”为由，婉拒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请其出任省府机要秘书，谭延闿后来出任行政院长，再次邀请袁吉六任国史馆总编修，袁吉六也推脱了。袁吉六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先后在长沙私立明德中学、长郡中学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、湖南高等学堂讲授古典文学，姚李满天下。

　　一九二九年，五十三岁的袁吉六回到新化戴家氹卜居，集中精力著书立说。他的女儿袁婉惠常侍左右，帮他磨墨、查字典，抄写文稿。孙辈不忘袁吉六先生认真创作的种种情形：“著《文字流源》这本书时，有时碰到一个难字，往往废寝忘食，行坐不安，直到解决问题，方才高兴。”

　　袁吉六先生晚年撰有《文字流源》、《文学史》、《文学要略》、《书法必鉴》、《分类文法要略》等著作。

　　袁吉六先生因积劳成疾，公元一九三二年农历四月初二在新化县乱世，享年六十四岁，安葬于隆回县高坪区孟公乡白连村。一九五二年，身为共和国第一要人、日理万机的毛泽东，竟拨冗挤繁，亲笔恭书了“袁吉六先生之墓”碑文，缅怀师长，碑文笔笔墨饱，字字情浓，蕴含着无尽的尊崇和哀思。

　　这一方不同寻常的碑文，现镌刻在保靖县城北的袁吉六先生衣冠冡前，供人瞻仰。幽雅、大方的衣冠冡，耸立濒临酉水的翠崖之上，毛泽东尊师的美德和袁吉六先生不朽的风范相得益彰、光耀日月。

　　2018年1月31日